西元2000年，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哈佛設計雜誌《Harvard Design Magazine》以「如今，自然是什麼？」（What is Nature Now?）為主題，探討當代設計思潮裡的「自然」這一概念是如何為人們所感知、看待並接受。當期雜誌的封面，採用了美國亞利桑那州知名景點「紀念碑谷」（Monument Valley）的照片。照片正中央聳立著兩座峭壁，那是被稱為「拳擊手套」的東西孤峰（butte）。占據畫面前方的，是一道厚實的砌石矮牆。遠處則是一望無際的地平線。湛藍的天空下，幾朵浮雲悠悠飄過。

這兩座孤峰，當然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傑作。頂部造型奇特，底部層層堆疊呈現金字塔型，那是歷經億萬年河流侵蝕、風化沉積等地質作用形塑而成的結果。相較之下，前方的石牆則出自人工之手：塊石經由裁切、搬運、堆砌等數道程序加工而成。然而仔細一看，石牆與孤峰的材質相同（皆為砂岩）、色澤亦近似（黃褐色），乍看之下像是同一種材料。於是這當中便產生了一種錯覺：彷彿人們開挖了遠處山峰的底部，用來建造眼前的這一堵石牆。

錯覺當然就只是錯覺（想想看，以美國環保法規之嚴格，「荒野」商機之龐大，可能讓你這樣，說挖就挖嗎？）。然而，在經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後的今天，細細凝視這張照片之餘，我們不難發揮想像，一邊看圖說故事，一邊尋思著「什麼是今天地景建築裡的自然」。

如果先暫時擱置種種關於「自然」的麻煩定義，轉而從最直觀的語言下手，以這幅照片來說，所謂的「自然」，究竟是人類依實際需求所建造的一堵矮牆，還是宇宙洪荒之力刻鑿的高聳峭壁？它是近在眼前、觸手可及的平凡物體，還是遠在天邊、供人膜拜的崇高意象？或者說，它比較像是一道光譜，隨著時間推移，在遠近之間來回滑動？又或者說穿了，它們其實是同一件東西，由同一種原料（黃色砂岩）所構成，只是排列的方式不同罷了？

順道一提，這道矮牆的排列方式，在石材產業有個專門稱呼，叫做「文化石」。

把「文化」一詞從「自然」的原生礦脈之中劈裂、開採、抽取出來，使兩者分離，隱約形成一股對立態勢。這種思維背後的成因，如同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所提到的，它究竟是「18 世紀歐洲人的發明」，或是「基於人類普世性的經驗劃分」？可以確定的是，這一類「自然vs.文化」的二分法思維，如今不免顯得過時，已為許多環境倫理學家們所揚棄。翻閱許多地景建築書籍，無論那是談環境工法、規劃設計、歷史理論，都經常看到一個默契般的通則，那就是將「自然/文化」視為一不可分割的整體，一組相互交織、共生互補的關鍵字，陰陽調和一般。這也成為當今自然書寫世界裡普遍存在的一幅大圖景。

所以你經常會看到什麼「自然是人造的產物」啦、什麼「自然是從文化上來定義的」啦、什麼「自然是人類社會的創造」啦、什麼「自然是人類賦予的形象」啦、什麼「自然是人類觀念與情感的文化投射」啦、什麼「自然是文化憑空想像的事物」啦、什麼「沒有了文化，也就沒有了自然的概念」啦……以上種種，都算是人們對「自然vs.文化」二分法反動的遺緒。

當「自然」成為「人類的創造」，滿載了個人偏見、喜好與價值判斷，當然也反映在不同原生環境的人們看待「地景」這件事的態度上。比如說，「城鄉差距」便是一項指標。台北人經常從水泥牆縫中迸出的一抹綠意感到賞心悅目，從中窺見自然的美好、生意盎然，而彰化二林、田中人則未必有此等感受。許多情況是，村民對於住家周遭的所謂「綠意」往往視若敝屣，欲除之而後快，或是怕麻煩，乾脆圖個省事，盡速將雜草蔓生的空荒綠地改造為水泥鋪面，一勞永逸。

前一陣子讀到老台北人舒國治的《水城台北》一書。作者提到當年在台北之家（今日光點電影院）鄰近有一塊空地，大樹茂盛，先天環境條件佳。設想「若是拆除圍牆，雜草剔淨，只放幾塊大石，參天古木下供人徜徉……該有多好」。然而，作者話鋒一轉，指出這塊空地「絕不可造景、公園規劃此類國人最可怕、最無自信之粉飾」。

這樣的說法其實頗耐人尋味，甚至令人打從心底感到佩服的（舒國治以談吃之老派講究為世人稱道，但他其實更是一位眼光犀利獨到的地景觀察家）。一方面，它點出了台北市 7、80 年代以來，拚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信念主導之下，公園尚殘留的千篇一律、媚俗失憶的填充塗抹，或許也反映出不少老市民的心聲。然而另一方面，身為景觀設計師，這樣的說法卻也令人頗存疑：在今天，「造景」、「公園規劃」，真的還只是「毫無自信之粉飾」嗎？

當一般市民與景觀專業者之間對於何謂「自然」這一命題，在認知上存在著一道巨大裂隙，便是後者揮之不去的尷尬困境之一。話說回來，如果台北市民第一印象裡的「自然」，不過就是簡簡單單、未經修飾的生態意象：幾塊大石、參天古木，從水泥裂縫中透出的一株嫩芽，從盆栽竄出的一抹綠蔭，最好還帶點柔弱、青綠風中搖曳，更能表達生命力，如此足矣。何必大費周章去搞什麼「造景、公園規劃」呢？

事實上，「造景、公園規劃」並沒有那麼卑微（當然也沒那麼偉大，想想電影「鋼鐵人2」有一幕，主角在緊要關頭分析基地時，還特意下達「移除景觀」的指令）。然而，在日常生活當中，它卻像是一種調節器，用來調整人類與「自然」這一介面之間，無處不在的摩擦、碰撞、擾動：它既是理論，也是行動；既是原因，也是結果。如同威利（John Wylie）在《地景》一書裡主張的： 「與其說『造景』是『自然』和『文化』互動的產物，這一類日常的建造行為，反倒更像是我們對於何謂『自然』與『文化』想法的起源。」

讓實踐成為檢驗想法、甚至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當然不是一件壞事，尤其對不那麼善於抽象思考的人來說，既然「一旦開始思考自然，即意味著失去它」。那麼反過來說，不再刻意思考「自然」，是否就意味著更貼近「自然」的真諦呢？當人們不再糾結於自然的複雜多義、不再執著於文化的二元對立，是否就意味著更邁向「設計結合自然」的境界呢？對此，還是暫時先持保留態度吧。因為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很可能就只是單純停止思考而已。

先不論這個，回頭說說「石頭」的事。

2011 年美國景觀建築師協會（ASLA）頒發的年度設計大獎之中，有一件名為「Stone River」的作品。作者Jon Piasecki在紐約州東部林間發現一道傾頹的石牆。這道石牆由於長年歷經霜雪、風吹日曬、荒草久宿，塊石早已散落了一地。他憑藉一己之力，耗時數個月時間，重新排列塊石、構築石牆，並且打鑿石板，鋪設在石牆之間的地面，創造出一條長約 250 米、如河流般蜿蜒的小徑。ASLA網站的設計說明裡頭寫道，這件作品的主要意圖，在於將「文化接合自然」。

這樣的說法當然是直接明瞭的，正是因為太直接明瞭了，反倒引起了不少討論空間。我當下第一時間所想到的是，地景、自然與文化的關係，按照地景學者Kim Sorvig的說法，三者之間具有一種「不可化約的複雜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要如何用簡單一句話概括呢？我又想起了 160 多年前，當歐姆斯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在規劃紐約中央公園時，看到場地中散落了大量冰河巨礫與塊石遺跡，正傷腦筋該如何處理時（依當時技術，要做到完全爆破、移除是不可能的），頓時靈光一閃。他決定因地制宜，將巨石原地保留，利用其登高望遠的特性，設計步道連結到頂部，並搭建觀景台，供人們休憩賞景。這麼說來，這算不算也是將「文化接合自然」呢？

「Stone River」這件作品獲得了評審團的一致讚賞，認為它的匠人工藝精神超越了時間，體現了永恆，就算一百年之後再度參賽，它仍然會獲獎。對此說法我同樣採取保留的態度。石頭仍是石頭，原封不動立在那兒上萬年之久，一百年的時間也許不足以令它移動分毫，卻足以讓人們重新評估這件作品。我要說的不外乎是，石頭本身沒有任何改變，但是人們對於文化跟自然的觀念卻改變了。

這件作品與其歸類在「一般設計」（General Design），反倒更像是 1970 年代大地藝術（Land Art）的縮小版。像是Andy Goldsworthy等人的一系列林間的石材裝置藝術，不是不該得獎，而是有點跑錯棚的味道。不過話說回來，這件作品之所以顯得與眾不同，很大原因在於它體現了美國人性格中務實的成分：高度肯定日常生活中累積的經驗與直覺，尤其是DIY的能力。「讓實踐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深入、細膩的理論說明則留到最後。然而一旦發之為文，這種行動上的務實，卻也難掩理論上的空虛。換句話說，雖然言之成理，卻也簡單粗暴，不知怎地，它讓人聯想起網路上常見的川普迷因：噘起嘴，聳起肩，雙手一攤，一副理所當然的天真表情。

刊出時間：2025 年 3 月 24 日

關鍵字：Harvard Design Magazine、Monument Valley、文化石、段義孚、舒國治、水城台北、John Wylie、Jon Piasecki、Stone River、Kim Sorvig、Irreducible Complexity、Frederick Law Olmsted、大地藝術、Andy Goldswort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