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間的私有化，在美國甚至世界各地，已經是長久以來的現象。隨著政府財務的緊縮，許多公共建設的資金有賴於民間，因此產生出所謂「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或簡稱 PPP）的模式。在日本，近年來 PPP 也成為推動所謂「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的一項重要的工具，運用在街區活化與公宅的改建，以及公園與綠地的整修與開闢。

今（2023）年 11 月在日本東京舉辦的國際景觀建築師聯盟亞太區域（IFLA-APR）會議的議程，除了兩天的會議之外，還有一整天的技術參訪，而我所參加之涉谷組的行程，剛好就排入了幾個目前在東京最具代表性、也極具爭議性的公私協力案例，包括：北谷公園、宮下公園，以及北青山三丁目再開發計畫中的城市森林「ののあおやま」（Nono-Aoyama）。

北谷公園

東京都在 2004 年修改了都市公園法，為公私協力的模式開啟了一扇門，之後更推出所謂 Park-PFI「私人資金融資倡議」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模式，給予私部門集團開發與經營權，換取公共空間的改善或公共建設的投入。位於離涉谷車站僅約 1 公里的「北谷公園」（Kitaya Park）就是這一類型的案例。公園最初於 1963 年落成，當時受到居民的熱愛，甚至是賞櫻的去處。但歷經年久失修，據開發單位的描述，近年來頻率最高的使用，僅剩下腳踏車停放以及吸菸者的聚集。

2021 年落成的北谷公園改建案，是由東急集團、株式會社 CRAZY AD 以及日建設計所組成的團隊所執行。以一個鄰里公園而言，北谷公園原本面積不小，然而新的設計讓外包經營的咖啡廳占據了一大部分（約公園面積的三分之一，也是視野最好的區位），以致剩餘的空間變得相當緊湊，原本的老樹也被建築物取代。在有限的條件下，設計師非常有技巧地運用現有的地形，以及既有的結構物，將基地切割成兩個區塊，南側是開放的平地，北側則是階梯形的平台。

我們到的當天下午，剛好一邊是標榜有機與環境友善產品的文青市集；另一邊則有表演者正在準備活動，過程中彼此互相不干擾，甚至一鬧一靜有互補的效應。純粹就開放空間來說，北谷公園的改建是個不錯的案例，工程品質更是細緻到位。不可否認的，市集與咖啡廳的確帶來了人潮，也活化了公園空間，只是公園裡基本上只有兩類的使用族群：來文青市集擺攤的人，以及來市集與咖啡廳消費的群眾，頂多再加上一群前來參觀的景觀建築師。

宮下公園

夾在明治通與 JR 鐵道中間的宮下公園 （Miyashita Park），最初是一座建於 1953 年、約 300 公尺長的線形綠地。宮下公園在 1964 年改建後，成為東京第一個立體型的公園，地面是停車場，上方則作為公園。在 2000 年初期，公園內增設了滑板場與攀岩設施，受到青少年的歡迎，後來甚至引起日本耐吉公司的興趣，希望把整個公園包下來經營，並改名為「耐吉公園」（Nike Park）。但這個消息傳出後引起民眾反彈，包含了無家者、藝術家、青年行動者、工運組織者等的群眾，展開了日本難得一見的占領行動[1]。

儘管有民眾的反對，涉谷市政府並沒有因此打消再開發的念頭，甚至以結構安全和配合東京奧運為由，同樣採取公私協力的方式，把公園交由三井不動產統籌開發，並透過「垂直都市公園系統」（Vertical Urban Park System） 的制度，將公園架高，底下置入一個四層樓的大型商業空間，東側更包括一棟十八層樓的旅館，三井並藉此推出一個「購物公園」（shopping park） 的品牌「Rayard」。2020 年 6 月如期完工後，新的宮下公園已成了涉谷新的地標，但同時，原本居住在公園旁的無家者也已無影無蹤。

這座「宮下購物公園」的嶄新設計，也是由日建設計操刀。設計者在現場解說當時的設計理念，希望能反映涉谷街頭文化，故保留了滑板場與攀岩設施；至於商業空間，他們用了能匯集多元人流的說法（我當時很想問所謂「多元人流」包不包括無家者？）。除了活動的考量外，他們也說明了大型拱架的用意，主要是不宜在四層樓高的結構物上種植大樹，特別是緊鄰著鐵路軌道，於是採用大型拱架搭配爬藤來營造綠意。不過他解說時漏掉一點，即原本基地內部與兩側的大樹，正因為公園的改建而被移除。

Nono-Aoyama

位於表參道附近，屬於「北青山三丁目再開發計畫」中的 Nono-Aoyama ，是一處東京市區難得一見的都市森林。該開發計畫以三棟高型建築，取代原本建於 1957 年至 1968 年間的低層步登公寓（東京戰後首批的公共住宅）。如同前兩個公園改造的案例一樣，這個公宅改造的案例也採取公私協力的模式來開發：三棟建築中，第一棟維持公宅使用，將原本二十五棟公寓的單元，集中變成二十層的高層公寓；另外一棟二十五層樓的大廈則作為私人管理的出租公寓，第三棟，也就是第三期計畫，則包括一棟 180 米的超高層商辦大樓[2]。

在高層化的同時，東京都政府要求開發單位必須納入綠地，以及可以和第三期計畫連結的開放空間，作為交換條件。在當地居民與地主團體的要求下，一個包含兒童遊戲場、小溪、都市森林、舞台與廣場的綠廊，於是成為再開發計畫中重要的一部分。正如離基地不遠的明治神宮一樣，Nono-Aoyama 當然也是一處人造的森林，甚至也是以百年的願景來規劃。根據文案的說明，受委託的景觀建築師，非常細心的安排每棵植物的類型與位置，整座綠廊像是一處精心經營的植物與生態藝廊，令人不得不佩服日本文化對細節的重視以及謹慎的態度。

目前 Nono-Aoyama 是由在地地主們所成立的一家公司來負責管理與經營，包括活動與場地的租借。相對於本文其他兩個案例，如果不刻意去注意，Nono-Aoyama 實質上像是一處美觀、管理良好的公園。只不過森林的另一側，即是一排商用空間（由建築隈研吾事務所所設計），裡頭有餐廳、酒吧、麵包店與咖啡廳等店家，甚至還有一家著名古典鋼琴的門市部。青山與表參道一帶，不愧是東京高檔的蛋黃區，在這裡，社區與設計師精心營造的城市森林，成了生活與消費場所裡的一景。

私有化的都市開放空間

就在我們於東京開會的期間，另一項新的開發案正引起各界廣泛的議論。去年 2 月東京都政府核准了一個大型計畫，預計將「神宮外苑」的一部分，開發為高層建築，並同時進行老舊球場改建的開發案。該開發案預計將砍掉基地上現有的一千棵樹，雖然包括三井不動產在內的開發商，承諾不會影響現有著名的行道樹景觀，之後又多保留了 40％ 的樹木[3]，但民眾反對的浪潮依舊高漲。這個案例的始作俑者，也是公私協力制度，以私人資金的引入來協助推動公共建設。

面對東京這些新的城市景觀案例，我們應該如何來評價？就實質空間品質而言，文中這三個案例均是相當傑出的設計作品，不僅各有空間上的創意，細部執行的質感，更是無法挑剔。就都市再生與活化的目的來說，它們在吸引人群與提升商業機能的效應上，也是相當成功。但就如之前所言，這些場所的使用族群卻也相對單一，除了 Nono-Aoyama 的遊戲場有不少的小朋友與家長之外，其他的使用者基本上就只剩下消費者，當城市開放空間剩下只服務消費者的時候，他們還是服務公眾的公共空間嗎？

除了空間的使用族群之外，這些案例還涉及到外溢的效應，也就是所謂的「綠色縉紳化」（green gentrification） 的現象。以東京最近另一個都市再生案為例，也就是這次 IFLA 亞太區域會議的場址「二子玉川再開發案」，開發後整區的人口僅增加了 6％，但基地周圍 200 公尺之內區塊的地價卻漲了 44.9％[4]。這些開發案的真正獲利者是誰？這些環境的改善會不會反而排擠了原來的住民與使用者？在造訪與評論都市景觀案例之餘，這些攸關社會公平正義的議題與挑戰也值得我們來關注。

資料來源

[1] Dimmer, C. 2017. Miyashita Park, Tokyo: Contested Visions of Public Space in Contemporary Urban Japan. In City Unsilenced: Urban Resistance and Public Space in the Age of Shrinking Democracy, eds. J. Hou and S. Knierbein, 199-21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 https://japanpropertycentral.com/2020/06/180-meter-tall-office-tower-planned-for-omotesando/

[3]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2/12/22/national/public-parks-tokyo-meiji-jingu-gaien/

[4] https://infrastructuredeliverymodels.gihub.org/case-studies/shibuya-redevelopment-land-value-capture/

刊出日期：2023 年 12 月 20 日

延伸閱讀

善用景觀設計與災難共存｜2023國際景觀建築師聯盟亞太年會

關鍵字：公私協力、都市再生、IFLA、城市森林、垂直都市公園系統、綠色基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