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台祥

景觀設計師
美國麻省大學 景觀建築碩士


2016 年 6 月,由美國景觀建築基金會(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在費城主辦的一場高峰會,聚集了超過七百位業界同行參加。同年底發表了一份名為新景觀宣言(the New Landscape Declaration)的聲明,以回應並且刷新 50 年前由 Ian McHarg 等意見領袖,因憂慮地球資源耗竭所提出的建言。其中,時任 Sasaki Associate 的 Gina Ford 以「景觀人道主義」(Landscape Humanism)為名,明確指出現下這個時代,景觀專業者必須優先重視多元種族與性別議題。言猶在耳,這 4 年來,當人們忙著處理氣候變遷、都市化、貧富不均等課題之際,美國社會卻又面臨了更嚴峻的挑戰。

2020 年對美國來說是紛擾的一年。年初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影響了人們日常生活,近 30 萬人面臨失業、隔離在家的窘境。人心鬱悶之餘,5 月底黑人男子 George Floyd 遭警察暴力殺害,引發的動亂幾乎席捲全美。這兩件看似獨立的事件,其實背後都共同凸顯了美國社會長期漠視的社會不公議題。設計的地景作為一種公共空間的媒介,在看似清白而中立的表面下,往往也隱含著幽微細膩的暴力因子,反映了整體權力運作的失衡。美國景觀建築師協會作為業界官方的領頭羊,在觀測風向、引導潮流方面自然不能缺席。本文就這兩次事件餘波盪漾之際,淺談美國景觀界採取的一些應對措施,連帶對近年來女性景觀專業者崛起的現象,做一概略簡述。

1899 年 1 月成立於紐約的美國景觀建築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以下簡稱ASLA),創立宗旨在於提升景觀建築在社會整體的能見度,並為景觀專業者提供一個溝通、教育、合作的活動平台,做為連結業界與社會大眾的橋梁。旗下設有 3 個出版媒體,包括專業部落格「The Field」、新聞報導平台「the Dirt」、以及雜誌社(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zine, LAM)。其中「The Field」又以不同領域區分為 22 個專業實踐網(Professional Practice Network, PPN),包括了生態復育、歷史保存、公園遊憩、校園景觀…等子議題,以上出版媒體第一手報導提供了本文重要的寫作來源。


壹、後疫情時代的街道及公園

在新冠肺炎災情蔓延數月後,ASLA 首先採訪並整理了業內人士的意見,詢問關於疫情如何影響工作、教學,以及行業未來的走向,也為日後的政策制訂作為參考依據。在來自四面八方的意見中,多數皆認為,面對這次突如其來的事件,如何在日常的工作模式保持順利運作,是首要的課題。例如彈性工時、遠端操作等技術的重新摸索、熟練等。其次則是後疫情時代,人們在自肅、隔離的過程中,將重新意識到戶外空間的可貴,無論是生理、心理上對於公園綠地都將更加依賴。

圖1,舊金山一處公園的「社交距離」。(圖片來源: Christopher Michel)


美國國家城市運輸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ity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NACTO)於 2020 年 6 月底發表了一份官方文件,探討城市街道如何重組既有空間,來因應疫情後續發展、經濟復甦的漫漫長路。由於社交距離的實施,原本 90X90cm 的個人尺度加倍,因此各城市可視情況縮減既有車道、停車格,以騰出更多空間給人行道使用,以及新增護欄、指標等設施來應對交通狀況的改變。文件中也註明,須優先考量弱勢族群、長者的需求, 並依各個城市不同的風俗民情來執行。這份文件無疑為景觀專業者提供了一個街道設計的通則。另一方面,ASLA 於 2020 年 7 月中,由「公園遊憩」、「環境正義」與「兒童戶外環境」三個專業實踐網(PPN)共同舉行的一場線上會議,討論後疫情時期公園、遊樂場的細部設計,如何納入健康考量的因素,例如衛生設施的增設與整合、遊具材質的選擇、戶外清潔的管理等。與此同時,在太平洋沿岸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團隊利用簡易材料自製的街邊洗手台,結合了植栽槽,提醒了居民時時洗手的重要性。以上種種,雖看似了無新意,然而在個人主義如同呼吸一般慣了的美國社會,卻是一點一點凝聚共識必不可少的過程。

後疫情時代的公園,可能會呈現什麼樣的面貌?SWA德州的首席設計師 Kinder Baumgardner預測,政府部門由於經濟損失造成財政赤字,勢必刪減公園維護預算。缺乏定期照護的後果,公園有可能面臨一波重新野生化(Re-wild)的現象,看起來會更加有機、豐富、充滿在地色彩。這種看似雜亂的風貌,若是控制得當,倒也呼應了美國人偏愛的一種「經由人為建構所產生的荒野感」(圖2)。在荒蕪的表面下,自有一套受常規文化認可的美學在運作 (Nassauer, 2007)。近期一項針對西雅圖探索公園(Discovery Park)的研究顯示,人們偏愛與公園裡「原始而野性」的成分互動。理所當然的,後疫情時代的人們要的不只公園,而是更大、更遼闊的都市荒野。有趣的是,疫情造成民眾對食物短缺的恐慌,不少人大量採購蔬菜種子,在自家庭園、屋頂耕種,回歸到景觀建築這一行早期,強調園藝匠人的手作精神。


長遠看來,被重新審視的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還有人與動物之間的距離。2020 年 5 月舉辦的一場線上會談中,景觀與生態、公共衛生專家共同討論新冠肺炎與地景之間的關係。過往 SARS 與這次的新冠肺炎中,被認為是病毒中間宿主的穿山甲、果子狸等動物,由於都市、鄉村的擴張,棲地流失破碎化,導致與人類的接觸日益頻繁。另加上發展中國家飲食習慣改變、肉食需求增加,甚至氣候變遷,可能提供了更適宜疾病滋長的溫度等因素。這些都顯示了全球生態文化環環相扣的緊密交織,同時也延伸了景觀建築師的專業視野。

圖2,戶外標示「任草木自行生長」的告示牌。(圖片來源:鄭台祥)


貳、BLM運動促進景觀界多元種族議題

2020 年 5 月,明尼蘇達州黑人男子 George Floyd 眾目睽睽下遭到警察暴力殺害,引發的怒火在全美蔓延,隨後超過 140 個城市群起響應(圖3)。同年 6 月初,位於首都華盛頓特區,正對著白宮、拉法葉廣場(Lafayette Square)的一條筆直大街上,群眾以大大黃字「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來表達對川普政府以暴力手段驅趕群眾的不滿,也抗議政府不應該關閉原本屬於人民的拉法葉廣場。ASLA 亦於第一時間發出聲明,除譴責暴力、哀悼死者外,並承認在環境規劃設計的實踐上,對非裔種族的正面影響仍有所不足。


美國自從南北戰爭以後,長期存在號稱「平等但隔離」的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即使於 1964 年在制度層面廢止,然而它早已成為一套潛規則、生活習慣深入社會最細微的角落(圖4)。如同驚悚電影「我們 Us」裡描述的那個充滿對比的世界:一群人在黑暗的地底卑躬屈膝,另一群人卻在光明的樂土載歌載舞。這就是這個國家成立的方式之一:表面看似自由平等,實則奠基於人我區隔。綜觀美國歷史,奴隸制度比自由社會歷史更為悠久。無所不在的階級觀念,早在昔日英國殖民時期就深刻影響了新大陸。在開拓的過程中,人口資本的流動,空間土地、房屋所有權的重新分配,都與階級認同密不可分。有色人種聚集的社區,由於長期以來的邊緣化、環境髒亂、空間狹窄,一旦面臨疾病侵襲時,情況便雪上加霜。有報導顯示,這次疫情非裔感染率高出白人三倍,致死率則是近兩倍。而政府面臨疫情造成的經濟衝擊,勢必降低可負擔住房的補助,導致低收入戶社區居民面臨付不出房租、甚至遭驅逐的窘境。

從 ASLA 發出的這篇官方聲明稿,可以看出較具體的幾個原則,其中包含了一套反歧視設計準則(Anti-Racist Design Standards),呼籲設計單位謹慎考慮有損害非裔社區權益,加速仕紳化(Gentrification)之嫌的改造案。事實上,近二十年來,有許多名號響亮、概念看似高深的設計案,例如「地景都市主義」的高線公園、芝加哥606、華盛頓鐵橋公園等,都曾被認為是強化仕紳化的幫兇,這些以「綠意」為名的設計理念,在吸引了大量觀光客之餘,並沒有真正改善本地居民生活。尤有甚者,在表面光鮮的綠色糖衣之下,忽略了一個真正健全社區所必備的多元性。排擠了底層居民,擴大了貧富不均(圖5)。

圖3,全美各地的抗議行動。(圖片來源: Maureen Pollock)

圖4,全美各地的抗議行動。(圖片來源:Yen-Ting Tong)

圖5,吉姆•克勞(Jim Crow)是 19 世紀中葉美國南方流行的一種歌舞鬧劇角色。白人表演者裝扮成黑人,反映他們心中衣衫襤褸、滑稽的小丑形象。(圖片來源: Edward Williams Clay 繪於1832年)

圖6,紐約高線公園湧入大批觀光客。(圖片來源:鄭台祥)

聲明稿中亦呼籲學術界,將相關歷史課程列入基礎必修,目的在於培養景觀系學生保有對歷史的省察,而這一點正是多數美國大學生漠不關心的。舉例來說,北卡大學教授 Kofi Boone 在一篇專訪裡呼籲社會大眾,首先要能看見非裔族群在形塑美國南方經濟之中所扮演的獨特角色與貢獻,他以南卡州的 Middleton Place 為例,說明早在 17 世紀英國殖民時期的奴隸制度下,白人地主大量引入來自西非的農奴,不僅帶來純熟的稻米種植技術,更奠定了當地的經濟基礎。然而,當年白人雇主、本地勞工皆對這群來自瘧疾猖獗的有色人種心生懼怕,殊不知其先祖世代血液中已具有瘧疾抗體,才能在洪泛頻仍、溼熱的美國南方土地,開墾出一片天地。如今 Middleton Place 不僅列入國家歷史地標,也早已是極少數美國殖民時期完全由非裔人種創造的地景之一。

這次 BLM 運動,對於 ASLA 近年主打的「多元、平等、共融」(Diversity, Equity & Inclusion, DEI)議題,無疑具有推波助瀾之效。儘管長久以來,這些包裝精美的政治口號早已滲透至各行各業。2013 年,ASLA 首度舉辦多元高峰會(Diversity Summit),試圖了解這一行為何總是缺少非裔、拉美族群的參與。有資料顯示,2018 年非裔景觀系學生只占了大學部 4%,研究所則是 2.7%,而業界數量更是稀少,總共只有 3% 的執業者、1% 的會員為非裔,而全美非裔人口約占了總人數 10%(ASLA, 2020)。不少台灣留學生皆有相同的觀察,相較於班上熟悉的亞洲面孔,非裔、拉丁裔同學人數似乎不成比例。

2015 年 3 月,ASLA 成立了環境正義專業實踐網(Environmental Justice PPN),適用對象不再針對少數族群,而是根據美國環保署(EPA)的定義,進一步擴大至「所有人 (不分種族、膚色、國籍或收入) 都應享有公平、有意義的環境政策的對待及參與」,並在今年邁阿密年會中,首度新增了DEI(多元、平等、共融)一項分類,除了探討制度層面外,更致力於改善既有環境中設計的歧視。包括了社區導向的設計、多元種族的發聲,以及注重弱勢族群的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等。如今在 ASLA 官網上,已可見到數十篇相關報導,比如著有 Black Landscapes Matter 一書的 Walter Hood,在田納西州首府 Nashville 的法庭廣場所創作的公共藝術「目擊者之牆」,試圖喚醒大眾對於民權運動的歷史記憶,同時也避免了「解說牌」式的說教設計、CMG景觀設計在舊金山種族最複雜的市民中心呈現一個對流浪漢友善的廣場改造案、以及紐約市投入近 10 億美金,利用大數據追蹤現有 215 個相對貧困社區的公園,以符合弱勢居民的需求,打造號稱全美第一個公平友善的公園系統等等。


參、女性專業者身影的崛起

相較於少數族群,另一批曾經飽受忽視的廣大群體-女性,近年能見度則與日俱增。在美國,景觀這一行尚屬萌芽階段,無數的「她們」早已默默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從私人庭園、兒童遊樂場、社區營造、到生態規劃等各個領域,隨著 20 世紀初以來社會公私領域一再重新界定的過程中,女性專業者的身影始終不曾缺席。

打從 ASLA 草創初期,就有系統的統計人數。起初 11 位創始會員中只有 1 位女性,經過 120 多年來的人數增長,至今已有近 15,000 名會員,其中女性成員人數為 5,000 多人,整體比例也大致符合業界狀況:至 2020 年 3 月,約 27%的執業者、30% 的主管為女性(ASLA,2020)。文章開頭提到的專業實踐網,其中亦有一項名為 Wome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聚焦於女性的職場經驗,致力於平權、同工同酬等議題。關於女性設計師的出版品亦呈現百花齊放之姿。附帶一提,美國建築師協會(AIA)與規劃協會(APA)皆有女性專業社群。而台灣設計界經過了數十年的醞釀,在 2018 年成立的女建築家學會,也顯示這一波性別平權意識的重建,早在無聲之中默默進行。

普遍來說,在 ASLA 成立的 20 世紀初期,美國的性別與社會角色劃分較為嚴格,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依然根深蒂固。這也造成當時公共空間事務的發言權與決策多半由男性主導。相較之下,女性只好轉往私領域的住宅、室內、庭園景觀表達立場(Streatfield, 2011)。這種如今看來不合時宜的刻板印象,在當時卻是普遍的社會認知。在教育方面,大學系統也幾乎為白人男性占據,女性若想以景觀設計為職志,多半只能接受美術、園藝方面的訓練,少數幾所專為女性設立的學校如洛索普(Lowthorpe School ,1901-1945)、劍橋(Cambridge School, 1915-1942)等雖有提供繪圖及植物學課程,卻沒有授予正式學位(圖6)。麻省理工於 1900 年開設全美第一個招收女性的景觀建築課程,但主要是作為建築系的分支,同樣沒有授予學位。第一個有正規學位的景觀課程則由哈佛大學於 1900 年所創立,然而一直到 1942 年男性大量上戰場,才開始招收女性。值得一提的是,早年景觀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教學資源缺乏、社會風氣保守的大環境底下,女性想在職場出頭,人際關係是重要途徑之一。換句話說,每位成功的女性設計師背後,往往都有一位具社會影響力男性導師。尤其在東部,哈佛大學植物園創辦人 Charles Sargent 不遺餘力提拔 Beatrix Farrand,曼寧(Warren Manning)罕見地雇用了康乃爾畢業生 Marjorie S. Cautley,以及 Sargent 繼子、建築師 Guy Lowell 指導 Marian Coffin 等例,也間接說明了早年景觀界圈內人際網路的緊密。

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教授Terry Clements 在〈Where are Wome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一文中,列出美國 1870-1970 百年間,女性影響景觀專業的幾個里程碑。其中 1890 至 1930 年間,尤其以 1920 年代,被認為是美國庭園景觀設計的黃金時期。Beatrix Farrand(1872-1959)、Ellen Shipman (1869-1950)、Marian Coffin(1876-1957)等人的作品大放異彩,早年的女性專業者多半出身富貴家庭,受過良好教育、充滿藝術品味。然而整體來說,女性在公共領域影響力有限,她們服務的對象,也多半僅限於當時上流社會有頭有臉的人士,業務也以私人住宅景觀、庭園為主(圖7)。隨後 19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直接衝擊到景觀設計行業生計,羅斯福(FDR)政府為了振興經濟,於 1933 年起推出的新政(The New Deal),釋出一系列的社會工作。相關機構的設立如住宅局、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等,卻也漸漸開啟了女性進入公眾領域的機會。然而真正改變性別角色的分水嶺,可算是接下來的二戰時期。 戰時八百萬女性投入社會,大大促進了她們在專業領域的影響力以及公眾事物的發言權。1961年, Jane Jacobs 出版《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 隔年 Rachel Carson 出版了《寂靜的春天》。這兩本里程碑式的著作,都深深影響了戰後一代女性景觀專業者在生態環境、照護倫理等方面,不同於主流父權至上的價值觀。

上述幾個歷史片段,可見女性在美國景觀建築發展史扮演的角色源遠流長,隨著社會不同階段的發展持續變遷。而最近一次,多少受到國際上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如 #MeToo 的影響,在 2018 年 10 月年會,Gina Ford 等人再次於一場論壇上,以自身經歷,討論身為女性在職場遇到的挑戰和機遇,並如何以正面態度影響下個世代。其中。與會人也提到了關於「女性特質」對景觀設計這一行的影響。

說到女性特質與設計的關聯,或許有人認為這不免落入男女二分等定型觀念的俗套。但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來,女性設計師對少數弱勢群體的關懷與想像,確實能令「設計的初衷回歸到使用者身上」(殷寶寧,2015)。除此之外,性別特質同樣也能影響決策過程,2013 年一項針對美國女性景觀設計師的訪談,顯示出多數女性在溝通過程中,除了一般人認知的善於傾聽之外,也更加重視客戶的情緒體驗,這意味著「同理心」扮演了重要角色。除此之外,相較於男性,女性設計師普遍更尊重同樣身為女性的專業者,也更容易與之建立起水平、橫向的溝通網路。或許有人認為這些特質同樣體現在男性專業者身上,然而受訪者表示,這種傾向在女性身上,似乎更加自然流露(Cheng,2014)。

圖7,1920 年代洛索普的招生宣傳頁。(圖片來源:Lowthorp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位於華盛頓特區的 Dumbarton Oaks 是 20 世紀初期美國女性景觀設計師的代表作之一。( 圖片來源:鄭台祥)

肆、結論與建議

以上三個議題各自有其錯綜複雜的歷史,與地景建築之間的關係更是千絲萬縷。限於篇幅,本文所言僅止於皮毛,然而由以上幾點不難發現,作為景觀界帶頭的 ASLA,近年在政策發表、媒體出版的取材皆範圍甚廣,且能緊扣時事議題發揮。當重大事件如疫情發生之際,對外界能立即保有客觀的資訊分享,對內部也能有效整合龐雜的專業意見,避免出現各自為政的狀況。此外,ASLA 成立至今會員破萬,因此有必要統計人數,並定期更新數據。這方面,台灣景觀學會由於成立時日較短,人數、規模皆難以相比,因此尚未關注會員相關統計資料。另一方面,台灣近年面對新冠肺炎、性別平權的表現,在國際間雖自詡亮眼,然而當今全球局勢瞬息萬變,景觀人若能時時關照、正確理解不同文化脈絡下,設計如何作為一種邁向社會正義的手法,也有助於培養更多元而複合的觀點。


本文特別感謝亞歷桑納州立大學鄭景雯助理教授指點


【原刊於《Landscape景觀》2020-II】


參考文獻
  1. Nassauer, J. (2007). Messy Ecosystems, Orderly Frames. Landscape Journal, (pp. 161-170)
  2. Streatfield, D. (2011). Gender and the His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875-1975. JewellA. Mozingo and LindaLouise, Wome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ssays on History and Practice (pp.5-31). McFarland & Company.
  3. Clements, T. (2011). Where are Wome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ewellA. Mozingo and LindaLouise, Wome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ssays on History and Practice (pp.32-54). McFarland & Company.
  4. Way, T. (2013). Unbounded Practice: Women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5. 殷寶寧 (2015)。 性別與設計:建築與女性主義的邂逅(台北典藏藝術家庭出版)。
  6. Cheng,T.H. (2014). Forms, Transitions, and Design Approaches: Women as Creators of Built Landscapes .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7.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ity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NACTO)
  8. 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ASLA)
  9. Friedrich, M. (2019) How ‘landscape urbanism’ is making gentrification look like fun, The Washington Post (2019.11.19)
  10. Boone, K. BLACK LANDSCAPES MATTER, Ground Up Journal



延伸閱讀

SCALE UP 拓展尺度|ASLA近年趨勢的幾點觀察(2023)

氣候變遷與社會正義|ASLA 一次批判性的回顧


關鍵字:疫情、種族、女性